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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二)身份建构:从边缘化客体到国族主体”——论严歌苓的小说及其创作转变
2019年01月28日 西方小说 ⁄ 共 4574字 暂无评论

  原标题:文学评论(二)身份建构:从边缘化客体到国族主体”——论严歌苓的小说及其创作转变

  本文获得作者授权发布,原载于《文学评论》2016年第5期,感谢作者的支持。

  作者介绍:曹霞,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当代文学研究,当代作家作品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末赴美至今,严歌苓的创作主要可分为“异域”书写和“历史”书写两个系列。在这两类作品中,她对“中国”的讲述发生了以下变化:在题材上,从海外华人生活转向20世纪中国本土历史的书写;在身份建构上,从被观看的边缘化客体转向蕴涵着深厚国族的主体;在叙事维度上,从单维的“中国性”转向多元的“世界性”。

  这种转变来自于中国界版图中的变化及其带来的严歌苓创作心态的改变:在“异域”书写中,她表现的是散居族裔难以融入和获得客居国认同的隔膜;到“历史”书写阶段,她拥有了成熟自信、丰富多元、具有包容性的文化观和价值观。这种变化潜因与发展脉络不仅为新移民文学,也为作家书写“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贡献了丰富独特的叙事探索。

  在二十世纪十年代的世界版图中,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处于边缘和次要地位,这也决定了海外华人在当地社会的与身份。斯图亚特·霍尔指出,身份认同建立的起源和特点是“与另一个人或团体,或和一个,和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自然的圈子共同具有或共享的”资源8。对海外华人来说,“圈子”的变动了稳定的个人身份的形成,而表现为混沌、动态、异化的不确定身份。曹桂林、周励、查建英、毕熙燕、坚妮在小说中塑造的“纽约的人”、“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东方理想主义者”、“绿卡梦者”、“两栖人”等,都并非洒脱的选择,而是、踟蹰、没有国族归属的身份结果。

  对于华族在异国的边缘处境,新移民作家有所表述。查建英将出国留学比作农村姑娘进城,进城以后只能在都市的边缘地带生活,所经历的异化与冲突自然就有了“某种悲剧性”9。严歌苓也多次谈到华人在异乡他国的边缘地位,她以“错位归属”和“寄居者”来形容这种无法融入客居国的状况:“即使做了别国的,拥有了别国的土地所有权,我们也不可能被别族文化彻底认同。”10在严歌苓的“异域”书写中,其对于“中国”作为边缘化客体的建构与实践,与“中国/女性”、“西方/男性”的隐喻性机制密切相关。这种机制涉及到看与被看、边缘与中心、与他者等一系列二元关系。

  在这些关系中,“观看”作为首要的问题需引起注意,因为这可以说明少数族裔身处客居国的文化与身份困境,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无出咖啡馆》。这部小说取材于严歌苓与美国恋爱而受到FBI审查的真实故事,国族、性别、文化、意识形态等多种元素的介入,使小说具备了可以用作观察关系的多个有效视角。女主人公的中国身份、与恋爱的心理动机、其父作为老员等经历都受到翻来覆去的质疑。小说对审查的场景进行了多次描写,在FBI的和注视下,女主人公“脸色苍白,缺乏营养和睡眠,不宁且脑筋迟钝”,回答问题颠三倒四。在封闭的空间里,FBI和摄像机的双重“观看”放大了女主人公的。

  通过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和身份设置,严歌苓无意中构建起了一个意蕴丰富的看与被看、主体与客体的象征性寓言:“观看(seeing)的隐喻与机制之所以成为极度重要的谈论方式,完全是因为‘观看’带有本体论上‘’与‘他者’界线划分的意涵,无论就种族、社会或性别而言皆是如此。”11女主人是在“观看”中作为边缘化客体被重新编码和阐释,暗寓西方充满偏激、暗示和歧见的“中国”想象。

  在这种以“观看”为核心的话语秩序中,被看者不仅仅是“女性”,还包括“女性化”的客体。这里的“女性化”或曰“阴性化”有其象征意义,推而观之,在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中,弱势的“中国”一向被视为“女性”。周蕾在分析贝托鲁奇的电影《末代》及其文化实践时,对西方的关系进行了深刻质询。她指出在西方视野中,中国“只能够成为‘女人’”,一个“物质性/”受到压抑的“女人”12。在西方的“凝视”下,华人男性也被“阴性化”了。他们面临着“去势”和被阉割的困境,以“国族/性别”的双重压抑和变形与华人女性被观看的隐喻机制一道,共同提供着异化形象的生产场所。

  在严歌苓的“异域”书写中,虽然有大勇(《扶桑》)和邱阿鹏(《乖乖贝比》)这样好勇斗狠、令西方人闻风丧胆的“不好男儿”,但一来他们也压榨自己的,不值得,二来这样的男性形象很少,更多的是处于弱势地位和阴性角色的男性,从其形象中折射出来的国族象征意味深长。

  《魔旦》中的阿三、阿陆和阿玫以柔媚的旦角扮相激发了白种男人狂热的爱慕与,美丽的旦角正契合了西方人对“东方”阴性角色的想象。如果说这种契合本身就暗合着“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13的中国京剧传统元素的话,那么,在现代社会中,华人男性面临的“阴性化”处境并无变化。

  《阿曼达》中的斌作为妻子的陪读来到美国,因不懂英语只能从事收入微薄的工作,时常遭到妻子的同情和轻视;《屋有阁楼》中的申沐清耳闻女儿受其白种男友的时,他无比痛苦但又为力。虽然他们境遇不同,但都了在国内的男性和职业优势,面对的是夫妻关系、父女关系倒置和错位的窘境,在他们的家庭中,妻子、女儿不再是“中国女人”,而是以流利的英语、强悍的姿态、西化的观念和生活方式成为西方社会文化的象征。中国传统的性别与家庭伦理转换为“西方/中国”、“主体/客体”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生活和情感的隔阂外,还有一种更加难以化解的客体化困境,它来自于语言。萨丕尔指出,“每一种语言本身都是一种集体的表达艺术。其中隐藏着一些审美因素——语音的、节奏的、象征的、形态的——是不能和任何别的语言全部共有的”14。每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母语都具有主体性、排他性和国族性。

  严歌苓有不少文本涉及到华人运用母语与英语在思维、观念、表达、意识等层面上的巨大差异。在《红罗裙》、《太平洋探戈》中,不会英语是华人移民获取的最大障碍,也是被排挤在主流社会之外的重要原因。这种隔阂在《簪花女与卖酒郎》中有着“元话语”层面上的指涉。父母双亡的齐颂跟着姨妈生活,姨妈打算把她“卖”给一个又聋又哑的人。齐颂与酒吧里卖酒的墨西哥小伙子之间产生了一段短暂的情愫,却无法交流。小伙子向她表达爱意和约会的内容经过齐颂姨妈有意的转述后就成了绝情和永别。这些作品以观念的错位、隔膜和冲突为叙事线索,如实描绘了华族边缘人需要面对的恐惧、焦虑、忧患,以及他们永远无法祛除和抵御种种创伤的深层原因。

  在回归历史的写作中,严歌苓意识到了主体身份的归属性。如何转变和改写“性别形象”与“国族象征”之间的关系,将“中国”从被观看、被边缘化的客体转换为表达民族的主体,成为严歌苓需要处理的问题。她对此采取的方式是:塑造一系列蓬勃健旺、光彩夺目的女性形象。

  通常情况下,“女性”被界定为私人的、狭小的、个体化的,与宏大主流历史相去甚远:“由于民族主义和国家一般被当作公共领域的一部分,所以妇女被在公共领域之外,也使她们被在‘民族主义’和‘国家’这些线莫言的《红高粱》、王安忆的《长恨歌》、铁凝的《笨花》、方方的《武昌城》等都在“历史与女性”这一论题上作出了探索,但主要还是将女性当作“配角”,或者通过她们在历史“阴面”16 的生活来折射历史。

  严歌苓的不同之处是,她将女性之于国族史的功能、价值和意义进行了矫正与反拨。在她那里,女性为历经的中华民族提供着“家/国”的温暖想象,并成为历史和国族的主体象征。

  在《金陵十三钗》中,有一个“双重转述”的结构:1、“我”转述姨妈书娟的“寻找之旅”;2、书娟转述少女时代见到的玉墨、红菱、豆蔻等人的故事,两代女性的“转述”使勇敢智慧的玉墨们于人们的记忆与缅怀之中。

  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自生自灭于暗黑之境,更何况是作为南京大这场民族灾难中最为耻辱的的者。史咏编辑的“南京大”资料的英文名就叫做The Rape of Nanking17,以“rape”()而非“战争”或“大”为名,彰显出国际史学家们的共识,因为事件是战争中最、最刺痛的。“对女性身体进行之所以成为男性(同时是性和民族侵略的执行者)之间战争的武器,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民族或性别,而是互相交错纠缠、并有一套严密的民族主义叙述支撑着的”18。当女性的身体被组织进国族建构过程之中时,行为也就成为“弱势/女性”民族遭受“强势/男性”民族的创伤性隐喻,从此被抹除、被遗忘。

  严歌苓通过十三个的和用“身体”抵抗日军的行为,以及玉墨在战后对的有力指证,使她们跨越了沉默的区域,了卑贱的身份,成为历史的主体,从而将异族对中国的入侵、和肆意于的审判法庭,为那段的历史和被、被、被屠戳的国族。

  如果说《金陵十三钗》是通过战争来书写女性主体的话,那么,《第九个寡妇》(2006)、《一个女人的史诗》(2006)、《陆犯焉识》(2011)则在广阔的中国历史中塑造了坚韧、于、以爱情抵抗无常的女性形象,她们以一己之力为亲人们提供了身体与的遮蔽物,使他们在风口浪尖上获得下去的力量。从中国传统文化来看,女性在历史经验上与男性完全不同,因此,“把妇女写进‘历史’,也许更多地意味着传统的关于‘历史’的定义本身需要有所改变”19。

  严歌苓一方面塑造了女性的主体形象,另一方面通过她们的视角对20世纪中国历史进行了重构。《第九个寡妇》中的王葡萄在日军的虎视眈眈下领走了丈夫铁脑,将公公孙怀清藏于地窖之中,瞒着孙少勇独自承担育子的。她的经历是一部家族史、村庄史,也是一部国族史;《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田苏菲既是丈夫欧阳萸的者和喂养者,也是从解放战争到70年代末宏阔历史的亲历者;《陆犯焉识》中的冯婉瑜在丈夫坐牢时,想尽办法节余口粮给他,始终不渝地爱着,等待着。张艺谋的电影《归来》以陆焉识看望妻儿的结局为主要内容,看似偏颇片面,实则把握和提取出了小说最精粹的内涵:无论现实如何变化,女性作为爱、亲情和家园的象征,始终安抚着破碎的人生和灵魂。这并非简单的“胜利法”,而是潜存于家国创伤底部、历经激烈变故而依然透射出深厚救赎力量的古老温暖。

  从对华人边缘化客体的书写,到将女性作为历史主体的叙述,这一过程传达出严歌苓身份意识和历史观念的变化,也体现了她在脱离彷徨感后成熟稳定的美学观,她自陈《第九个寡妇》这样的小说可以告诉读者“一个线。在她笔下,中国女性不再是“被看”的客体,而是“看”的主体。在她们身上,凝聚着深情宽广的中国哲学,那就是血缘、亲情、善良、温厚、暖意,这些看似平凡的经验成为多舛中国的象喻,她们也成为家庭、历史、民族的象征。陈思和将这类女性称为“地母”,认为她们具有“将天下污垢为营养和生命的再生能力”,从而“使生命立于不死的状态”21。通过这些女性形象,严歌苓塑造了一个具有修复能力、宽厚强旺、生生不息的“中国”,这是她对“中国”讲述的重要贡献,也证明了“女性写作女性”对国族历史重要的修正与弥补意义。

  严歌苓,著名小说家、编剧。曾入伍担任文工团舞蹈演员、文学创作员,后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学院创意写作硕士,作品由中、英文创作,被翻译为十多种语言在全球发行,获国内外三十多个重要文学项,多部小说被改编为影视作品。其作品题材广泛,笔触多变,主题繁复,被评论家称为“ 翻手为苍凉,覆手为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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