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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走出去 切忌简单迎合西方
2019年01月16日 西方小说 ⁄ 共 6037字 暂无评论

  许多人知道我,是因为翻译了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等一系列文化悬疑小说。实际上,我不光是做文学翻译,还是一个搞研究的人。与许多人不一样的地方是,我做研究、做翻译始终强调立足本土,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问题。

  事实上,梁启超等众多先行者、翻译家都有着强烈的文化自觉和翻译自觉,绝不满足于将一种语言的文学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文学。

  1902年11月,《新小说》在日本横滨创刊。梁启超在所刊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出“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的口号,强调小说对于社会和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把经世致用的思想演绎到了极致。

  此外,鲁迅、瞿秋白、茅盾、巴金、郭沫若等人也都从“感时忧国”社会的目的出发进行文学翻译。

  以来,我们的翻译事业有了长足进步。但成绩的背后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那就是一味地外译中,却殊少中译外;一心做国外学者的翻译研究和教学,却较少对国内翻译名家翻译实践作学理上的梳理和诠解;一心研究如何重视国外特别是西方的文学、文化,如何在译进时外来文本,如何在译出时尽量考虑目读者的接受习惯和思维方式,却较少注意到我们翻译活动的重心问题,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失去了文化自信。

  记得在几年前,我写过系列文章来探讨文化自信的问题。我认为,文化自信不是要和国外的文化体系,而是我们也要有自己的东西。可现实中,我们在学习西方文化的时候,有时候过于膜拜了。

  比方说,过去的人把“American”翻译成“美利坚”。这种美化的翻译包含了的文化认同,是一种仰视的翻译,意思是说这个国家美啊、船坚炮利啊。实际上,真正按照发音翻译的话,这个词应该翻译成“额卖利加”。

  同样,“Great Britain”按照音义结合的翻译方法,翻译成“大布里顿”就可以了,但我们将其翻译为“大”。这种译法的初衷恐怕就是让人知道,这个国家真是太伟大了,永远不能。

  至于“Middle East”,翻译成“中东”不算错,但我们使用“中东”这个词就有问题了。“中东”在欧洲的眼里是东部,离它们也不算远,当然是中东了。但对中国而言,“中东”显然是在西边,在我们古人眼里那边是西域。

  “Far East(远东)”是西方国家向东方扩张时对亚洲东部地区的通称。它们以欧洲为中心,把东南欧、非洲东北称为“近东”,把西亚附近称为“中东”,把更远的东方称为“远东”。“远东”这个概念一般是指今天的东亚(包括俄罗斯的东部)、东南亚和南亚,即阿富汗、哈萨克斯坦以东,以北,太平洋以西,北冰洋以南的地区。

  坦率地讲,我们在使用“近东”“中东”和“远东”等基于西方人视角的词汇时,明显缺少对这些词汇内涵的深究,缺少了一种话语自觉,也缺少一种建构。

  再如,我们把“Christmas”翻译成“圣诞节”,问题也很大。“Christmas”没有“圣”(saint)的意思,为什么要翻成“圣诞节”?如果是徒,把这个词翻译成“圣”,勉强说得过去。但对普通中国人来说,是没有什么原因一同念叨“圣诞节”的。过去,老人们将它翻译成“耶诞节”,我倒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类似以西方为立足点进行的翻译例子还有很多,不仅仅是词语的翻译,而且包括翻译活动和翻译理论。不少抱着欧美文化中心论的思想,对自己的文化缺乏自知之明和自信,甚至对本国的文化有自卑心理,羞于将自己国家的文学、文化作品译出,羞于将本国文化介绍出去,这与梁启超等“豪杰译”比起来就差得远了。

  我们一些大中小学校和教育机构的英语老师经常学生,说他们太“Chinglish”,也就是所谓的中式英语;动辄发音不对,语调不对,要不然就是单复数不对、时态不对、搭配不对,总之就是不对。

  可大家想一想,中国人讲一点带中国味的英语,不是很有趣吗?你讲得再地道,英语世界还缺一个讲地道英语的人吗?他们真正缺的是不仅会讲英语,而且有中国文化文学功底、有中国元素和积淀的人。而在我们的翻译界,恰恰缺少这样的人。

  还有人经常中国学生或学者,希望他们要用英语思维。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think in English(用英语思维)”?我们需要用英文写文章的话,肯定是用中文想、用英语写,要不然就没有意义了。

  为什么呢?因为英语世界的人是想看到我们的东西,包括我们的思维,不一致的地方恰恰是需要沟通交流的。

  另一个方面,我们也经常抱怨西方的汉学家在中国经典外译中存在不、不准确的地方。殊不知,他们正是出于自己的文化自信、自觉和西方社会所需才那么做的,我们却过多地从字面意思和机械对等诸方面去作简单的技术评判。

  当然,越是原文,就越能看出作品本身所具有的魅力。可是,中国文化走出去不是一朝一夕、一厢情愿或一蹴而就的事情。对此,我们要承认和接受,要在逐渐积累中推动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真正世界。

  事实上,中国的文化典籍不仅承载中国的思想、文化,更承载中国的文艺、美学、价值观和世界观。文化典籍的翻译要于传递原文的文本信息,还要尽可能再现原文本的诗学特征和美学传统。

  以短小精悍、朗朗上口的《三字经》为例,对这样的经典文本进行翻译,形式和内容的双重才说得上是好译本。《三字经》每行三个字,每一首四行,而且是韵体,翻译的时候在内容和形式上完全与之对应有一定困难,这也是《三字经》译介历程中的最大挑战。

  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利玛窦就翻译过《三字经》,人、英美人、法国人后来也曾相继译介。他们虽然大都把《三字经》的题目译作“每行三个词的经典(书)”,却没有哪一个真正“每行三个词”的规则去翻,导致书名和内容严重脱节。

  同时,西方传教士和外交家更多的是一种口水话式翻译和解释,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远离原文,在深层次的上更是差得很远,没有做到简明扼要,亦没有保留原作的神韵、气质和风貌。

  由此不难看出,我们不能指望西方汉学家拿出真正让中国人满意的经典翻译。在充分发挥国外翻译力量的同时,我们还是要自己培养有文化担当、有翻译自觉的翻译人才和团队。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学、中国文化走出去,首先要考虑的是让优秀的民族文学作品走出去,而绝不是改头换面、曲意逢迎乃至削足适履,更不能仰人鼻息、唯外人之马首是瞻。

  100多年来,西方汉学家的翻译事实上也不断在变化,一个大的趋势是越来越原文、越来越多地保留陌生化效果。它的背后,是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希望原汁原味地了解中国。

  前些年,人们说到莫言获诺贝尔文学,会列举各种原因。比如,有人说莫言是学习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等。严格来说,这个理由并不成立。莫言是一个很爱读书的人,既学习了中国传统文学的精华,也学习了西方文学中的一些合理要素。

  还有人说,莫言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葛浩文翻译得好。这点没错。但也有学者认为,葛浩文是随意增、改、删的典范。那么,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呢?我做过100多万字葛浩文翻译的对比,可以肯定他其实常原文的,甚至到逐字逐句的程度。

  说葛浩文随意增、改、删,主要源于他给莫言的一封信。葛浩文在信中说:《丰乳肥臀》有的词我想删掉,有的要改一下,个别地方可能要采取增译的办法,你看行不行?莫言回应:这和我没关系,你想怎么翻就怎么翻。结果,大家就把这个当作随意增、改、删的。

  但大家应该反过来看,正是由于葛浩文常严谨的翻译家,所以他稍要增、改、删都会征求原作者的同意。这恰恰说明葛浩文非常严谨,轻易不增、改、删。

  跳出这个故事来看,要真正将中国文学、中国文化推向世界,需要统筹安排、整合和优化翻译资源。同时,要改变概念,认清译入和译出的本质差异,形成翻译自觉。无论是作家还是翻译家,只有拥有良好的文化自觉和社会担当,才能够使中国文学、中国文化走得更远,并为学界带来更大的贡献。

  当然,中国文学、中国文化走出去,要求不仅具有扎实的双语能力,而且要具备深厚的双语基础和社会担当。莫言向他的同乡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等文学经典学习的东西,远超过其向欧美前辈和同行学习的东西。莫言的作品植根于家乡土壤、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也较好地做到了兼收并蓄,这是其作品世界的深层次原因,也应该是我们译介什么、怎么译介时需要考量的重要因素。

  以来,中国作家积极主动地向西方作家学习,并大胆地应用到创作实践中,推出了一部部立足本土、反映社会问题、关怀心灵深处的好作品。但是,中国文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原因何在?

  就像武林高手不说自己出自哪门哪派,就不容易被武林接受那样,作家似乎也有这样的心理。莫言到了美国,还要到诺贝尔文学得主福克纳的坟上烧上一炷香,说“你是我的老师”。这一方面说明福克纳对莫言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某种“认门”心理。

  同时,“酒香不怕巷子深”这话在全球化的时代肯定也是落伍的。莫言的作品如果还养在深闺,没有电影《红高粱》的强力推介,没有十几种外译本,没有的广泛报道,“酒”再香恐怕也只会藏在高密乡的地窖里。

  像莫言这样的“酒”,放眼全国不在少数。这些年来,中国文学向外走的工作做了不少,但也有误区。一些作家抱着刻意满足西方读者单一口味的目的去书写,显然是缘木求鱼,忘记西方读者同我们一样有着丰富的审美追求;有的作家甚至抱着冲刺诺贝尔去写作,就更是天真了,他们恐怕连诺贝尔的评判标准及其嬗变都没有弄清楚。

  十几年前《三体》连载的时候,谁也想不到这部作品会在全世界引起那么大的轰动,更想不到它会受到那么多西方读者的青睐,并斩获雨果、银河、克拉克等多种大。译作本身的质量无疑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重要因素,但市场因素越来越不容忽视。随着文化商品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市场因素对文学作品的影响越来越大。要想让中国文学、中国文化更快、更顺畅地英语世界乃至世界各地,恰当的宣传和正确的推介确实常重要的环节。

  举例来看,麦家的《解密》能在海外走红,就与出版公司、等各方面对原作者和译作的大力宣传密不可分。《解密》英文版由英国企鹅出版集团和美国法勒·斯特劳斯·吉罗出版公司联合出版,在35个英语国家同步上市,出版不久就得到读者和评论界的一致好评。在美国亚马逊世界文学的榜单上,这部作品曾位列第十,被老牌《经济学人》评选为年度优秀图书,成为迄今唯一一部入选企鹅经典文库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由此,麦家也成为第一个入选“企鹅经典”的中国当代作家。

  总之,我们的文学和文化要走出去,有必要更多翻译成外语,但切忌一味地迎合,特别是不要仅仅满足于英语世界的表达和思维方式。随着国外读者口味的变化以及中国实力的增长,已经到了“说我们自己的话”的时候了。要以文化发展和国家交流为中心,用好的原创作品、好的翻译作品讲好中国故事。

  简而言之,我们要自觉、自信、自如、自在地对外译介,平等地与世界、各地区的文学、文化进行交流,在更高的层次上形成共鸣、达成共识。

  (朱振武上海师范大学外国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国家重点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带头人,《世界文学研究论坛》主编。出版《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英译历程》《〈聊斋志异〉的创作流变及其在英语世界的接受》等15部著作,编著50多种,译著30多种。)

  旅客们在一块心形的展板上贴上红心,写下自己的祝福,迎接即将到来的2019年。

  30日,在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指挥家克里斯蒂安·蒂勒曼指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预演。

  日,我国多地迎来降雪天气,各地公、环卫、等部门积极采取应对措施,保障交通安全。

  3月8日,美国宣布将对来自多国的钢铝产品加征高额关税。6月12日,金正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新加坡举行历史上首次朝美领导人会晤,就半岛无核化及和平机制等达成共识。

  十三届全国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3月在举行,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国家机构领导人和全国政协领导人。这是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嫦娥四号探测器(12月8日摄)。

  12月29日,在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杆洞乡,司机给货车轮胎安装防滑链。记者 黄孝邦 摄12月30日,在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杆洞乡,一名家长为孩子整理衣帽。连日来,广西持续寒冷天气,部分地区出现雨夹雪、冻雨、冰冻或道结冰。

  孟加拉国第11届国民议会选举30日开始投票。 发(萨利姆·礼萨摄)12月30日,在孟加拉国达卡,选民在一处投票站参加投票。发(萨利姆·礼萨摄)12月30日,在孟加拉国达卡,选民在一处投票站外排队等待。

  12月29日,在奥地利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一名男子观看老彼得·勃鲁盖尔的画作《儿童游戏》。老彼得·勃鲁盖尔展10月2日在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开幕,集中展出了16世纪荷兰画家老彼得·勃鲁盖尔的油画、素描及版画作品。

  12月29日,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和工作人员将选举所需的设备和器材派发至各个选举点。孟加拉国第11届国民议会选举原定于12月23日举行,选举委员会根据反对党联盟要求,将日期推迟到12月30日。

  当日,京哈高铁承德至沈阳段开通运行。京哈高铁承沈段途径省承德市和朝阳市、阜新市,终至沈阳市,沿线座车站,线公里。京哈高铁承沈段途径省承德市和朝阳市、阜新市,终至沈阳市,沿线

  12月29日拍摄的大兴国际机场(无人机拍摄)。当日,在大兴国际机场,随着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在航站楼古铜色的屋顶上,寓意“凤凰展翅”的航站楼呈现出灿灿的景象。截至12月28日,大兴国际机场主航站楼外立面装修工程全面完成,正式对外完整亮相。

  12月29日,遵化市特殊教育中心的学生在展示剪纸作品。新年临近,人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迎接新年,表达对新年的祝福。新年临近,人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迎接新年,表达对新年的祝福。

  12月28日,湖南桂阳县刘家岭壁画墓陈列馆开馆,免费对观众。通讯员 欧阳常海 摄12月28日,湖南桂阳县刘家岭壁画墓陈列馆开馆,免费对观众。通讯员 欧阳常海 摄12月28日,湖南桂阳县刘家岭壁画墓陈列馆开馆,免费对观众。

  12月13日,首相贝泰尔、斯洛伐克总理佩莱格里尼、总理默克尔和总理西比莱(从左至右)在出席欧盟冬季峰会时交谈。当日,为期两天的欧盟冬季峰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英国“脱欧”将是峰会主要议题之一。

  这是9月17日在斯里兰卡航拍的中国援建斯里兰卡军事学院办公教学综合楼。中国援建斯里兰卡军事学院办公教学综合楼交接仪式12月15日在斯中部城市迪亚特拉瓦举行,斯总统西里塞纳、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程学源为大楼揭幕,斯陆军司令森纳那亚克、中事代表团和斯军高级将领等共150余人参加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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