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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并非西方文学概念的浪漫主义小说
2018年12月31日 西方小说 ⁄ 共 1680字 暂无评论

  ]孙悟空的本事的确很大,但那只是手段,现代科幻作品的手段也极为炫目,却无法据此获得高度浪漫的评价。我们幻想用万吨水压机压碎一颗核桃,这能算浪漫主义?

  先看看孙悟空这个矛盾形象。他反佛最后又皈依佛门;反玉皇大帝最后又与之。它的看似无限,其实十分有限。再看他的目标:在花果山自在地做个山大王,是不是更有限?既然如此,它究竟浪漫在哪儿呢?

  功利的文学观在中国一向占据着的地位,这种功利意识导致了许多标签似解读。《西游记》能被解读出的许多所谓的“伟大意义”也大抵缘此。

  孙悟空的本事的确很大,但那只是手段,现代科幻作品的手段也极为炫目,却无法据此获得高度浪漫的评价。我们幻想用万吨水压机压碎一颗核桃,这能算浪漫主义?

  孙悟空的目标是什么?才是考察这部小说是否具备真正浪漫特质的关键。

  乔治桑在给巴尔扎克的一封信中曾这样写道:“你既然有能力也愿意描绘你所见到的人类,好的。反之,我总觉得我应该按照我希望人类所应有的样子来描绘它。”

  乔治桑说得好。文学作品的浪漫特质取决于作品反映的愿望与现实的距离,而不是为达到某种有限目的,对超现实手段的幻想。

  孙悟空有七十二变,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说这种想象很“浪漫”固无不可,不过这种神奇魔力的想象派何用场了呢?

  按晚学专家的说法,小说集中体现了作者与明代末期市民的愿望──什么愿望呢?即晚明市民经济相对后,上也开始萌生了要求。

  孙悟空的手段如此高超,理想却不过如此。在此,把《西游记》与法国作家雨果的《悲惨世界》对比一下,哪个更具浪漫主义气息?

  《西游记》作为晚明时代的产物,玉皇大帝不过是帝王的投影,但孙悟空并不是农民起义军首领,他玉皇大帝,源于索命,再次也只是知道被封弼马瘟一职实为戏弄,又受了不能参加蟠桃会的刺激。孙猴子并无非要玉皇大帝的志向。他在后来的取经途中三番五次要回花果山,表现得也仍然是对无拘无束的自在生活的向往。

  孙悟空不过是想受到尊重,活得自在,并不存在刻意玉皇大帝的志向,怎么可能得出玉皇大帝的那个“伟大的意义”?

  《西游记》成书一般认为在嘉靖后期,这段时期是史学家认为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时期,市民阶层扩大,社会意识出现新的特点,市民经济地位的提高与地位形成反差,他们既封权的落后,又没足够的力量否定之。在一定条件下又需与者合作、,这一意识形态的新特点在孙悟空这个形象上表现得非常充分。

  孙悟空最后皈依佛门,和晚明的王学的“平等”与的“皆具佛性”是和拍的。孙悟空对佛常常大,也与晚明市民力量扩大、自信心初步建立相关。这与着眼于现实人生,不再艳羡无上的皇权,敬而远之的曲折心态相吻合。既对立又合作,既汲取又,反映了经济地位的上升又需要的市理现实。这种要求并不虚幻,而是十分实际,根本不存在对超越时空的“理想国”的浪漫想象,只不过这种切实要求在手段的浪漫下显得“浪漫”起来。

  再看看老猪。猪八戒是个备受、捉弄的对象,耳里藏金、高家庄当女婿,溢于纸上,但作者的欣赏之情也一目了然。在愿望与要求之间,这里也有一种非常有趣的“分寸感”,援引我的老师章培恒先生的观点:好货、好色、敢于公开肯定这些人之常情是晚学的鲜明特质。

  二师兄八戒这个形象比之孙悟空更丰满,它也是入地几乎无所不能的。它的目的就更浅近。回头再看乔治桑对浪漫主义的概括,不难得出结论:浪漫的程度是从现实到理想世界的距离决定的,而不是想象的手段与现实的力量之间的距离决定的。

  《西游记》高度浪漫化了市民力量,却没把他们的人生目标浪漫化。这部“”小说的浪漫色彩更多的是来自手段的想象,这与雨果小说《悲惨世界》中的主人公冉阿让的形象完全不同,后者不会腾云驾雾,不会七十二变,但给人的感受却是难以企及的震憾,冉阿让的形象在现实中属于罕见品质,但它符合人类心理上的深层需要。

  手段的想象再浪漫,也只能是手段,而无法成为“主义”。通俗地说,要做一个晚明市民想要做的事无论是孙悟空在花果山的自在,还是老猪在老庄过着好吃好喝,有个漂亮媳妇的生活,都比要成为冉阿让那样的人容易得多。《西游记》的确非常有想象力,但它确实与“主义”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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